对于所有信息控制者而言，最基本的需求肯定都是发展与安全。

[7]但是，现有宪法学理对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阐述，是否足以概括和解释我国宪法中的权力架构，并为实践中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等问题提供规范性指引？[8] 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我国宪法中配置国家权力的相关规范进行梳理，发掘其中隐含的深刻原理，重新诠释我国政权组织和权力配置的原则。国务院常务会议的优势在于其削减了总理的控制幅度，从而有利于实现总理对国务院的更有效的领导。

换言之，我国政治法律生活中的与权限划分、机构组织、人员配备、程序安排有关的一切事项，都应当在功能适当这一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内涵下加以分析，并作出合宪性的规范判断。我国宪法学过去若干年的发展中，国家机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不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因此，这一兜底条款，绝不可以成为全国人大任意作为的依据。1982年《宪法》的相关表述是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 1954和1978年《宪法》则表述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在笔者看来，1982年《宪法》中蕴含的功能主义的权力配置观，主要是围绕着国家机关的功能——机关维度，即组织结构与其职权归属的关系展开的。

相反，国家权力的分工同样也是积极性的，是建立统治和形成权力的过程，要为政治共同体创造稳定有效的秩序，使国家权力得到恰当安排，让国家得以建构起来并能作出合理决策，进而实现共同体之目的。统筹考虑各类机构设置，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明确职责，要完善国家机构组织法。父母在传递这种认同的要素时，同时也间接影响了自己，因为他们与子女感同身受。

[36] 张薇薇：‘人权条款：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安身之所，《法学评论》2011年第1期，第10页。如果家长设置一个私人学校，或者儿童去私人学校上学，这实际上削弱了义务教育的效力。[68] BVerfGE 59, 360 – Schülerberater. [69] 民政部：《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就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情况答记者问》，2016年11月9日。相反，国家应该容忍这种限制，因为这样可以保证父母和子女之间和谐的家庭关系，而这也正是家庭受国家的保护（中国宪法第49条第1款）的意图所在。

这也给中国很大的启发，在立法上可以先从程序的角度，架构起父母参与学校事务的组织形态，然后再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父母参与的实质内容。关于这一点，联邦宪法法院在其他判例中也提到，父母一旦侵犯儿童利益，其基本权利是得不到保护的[18]，这样就意味着父母权利作为基本权利的意义就在于保护儿童福利。

对于未成年子女来说，它不是基本权利。[2] 曾天山主编：《外国教育管理发展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12页。同时，运用若干相互连贯的规制手段，例如国家补贴教育，提供社会安全和养老保障，提供生育补贴，限制离婚，打击儿童买卖等等，更有助于提高家庭安排的效率。这就需要转换思路，从父母利益，即父母在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过程中包含有特殊的利益来审视。

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家庭教育虽也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社会职能的性质，但却是自发地产生于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家长会也可以在没有任课教师的参与下召开。[56] 张羽、陈东生：《高中择校真的有用吗？》，载《中国教育报》2016年2月4日第4版。在德国民法改革的过程中，民法典中的亲权被父母照顾（elterliche Sorge）所取代。

[69]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顽疾，它的出现一方面与父母缺乏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责任意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对社会经济发展的统筹不够、对家庭的保障水平较低有关。在中国，父母参与学校教育受到诸多因素的不利制约：第一，文化认知上的因素。

文章来源：《财经法学》2018年第2期。从汉堡州学校法以及汉堡州高等行政法院的判例来看，赋予父母的学校选择权，可能会加大择校的概率，但是这种行为是可以控制的，除了国家持续改善教育环境，强化教育均衡以外[62]，还需要借助学校和法院的作用，赋予学校充分的裁量自主权和法院的行政审判权，从而激活父母、学校和司法之间的互动关系。

有教师认为学校教育专业性强，父母不合适参与。[53] 从美国的实践来看，承认父母的在家教育权，其实给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父母一方单独行使或者依据第1628条家事法院的决定委受托行使父母照顾时，该方即可单独代理未成年子女。第71条家长会规定，当父母代表提议或者1/4的父母同意，每学年应该至少召开2次家长会。它由每个学校的一名父母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在结构上，宪法第49条被置于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之中，与其他条文相比略显突兀。

他在《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中提出国家应该实行强制的义务教育，并认为义务教育不是夺走父母亲的孩子，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公共的利益必须受教育。在内容上，它包括形式的、实质的和动机等三个要素。

通常认为教育属于公共物品，应该由国家来提供。他认为，父母权利作为基本权利不是指向未成年子女的，而是指向国家的，这是其作为防御权来抵抗国家干涉父母行使抚养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行为。

虽然现实中不排除一些父母不关心子女，和子女联系很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父母和子女没有联系，就会生活如意。[33] 这一美国宪法理论的舶来品也在中国宪法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争论，主要围绕着未列举权利的认定上。

如果说父母有意识地在宗教观上影响自己的子女，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侵犯儿童的宗教信仰自由呢？由于宗教问题在我国属于比较敏感的民族问题，即使父母强迫子女信仰自己认同的宗教，当真侵犯了未成年人的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也不可能动用强制手段要求未成年人放弃或者改变宗教信仰，因为未成年人有宗教信仰的选择权。一旦这种角色成功实践，他们自己的人生也就和这个角色成为一个整体，也享受到了成功的意义。事实上这种推理也是多余的，因为当父母没有履行义务，基本法第6第2款规定的父母权利当然会受到国家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与义务教育没有直接关系。由于父母帮助国家履行了这一基本义务，于是反过来，国家是否也应该承认父母享有针对自身的基本权利呢？现在的问题就转化为：父母抚养和教育自己的未成年子女，怎么是在向国家履行义务呢？难道说儿童是国家的，或者说儿童既是父母的，也是国家的？有台湾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整个大陆非学校化教育形态( 含幼儿教育) 的总人数约在10 万人以内。该小学没有考虑这一因素，是有瑕疵的。

[57]不过温和的观点则认为，在教育中引入竞争机制，比单纯由政府分配教育的做法更有效率。[3] 李楠：《德国义务教育法制变迁历程探究》，《安康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19页。

父母享有这一权利原则上是为了防御国家的干预，从而可以自行决定抚养和教育事项。有父母认为学校教育与己无关，不愿意参与学校教育。

学校如果只有不到26个班级的，由9名代表组成。[61] Beschluss des Hamburgischen Oberverwaltungsgerichts vom 17. Juli 2013 Az 1 BS 213/13. [62] 魏海政：《从强制到理智，济南实现零择校》，载《中国教育报》2015年11月9日第3版。例如被称作基本权利的选举权也是有条件的，它以不得犯罪为前提，但这并不妨碍选举权成为基本权利。[67] 陈幸仁：《台湾国民小学家长校务参与之省思》，《教育资料集刊》（台湾）第57辑，2013年3月，第6-8页。

第73条父母委员会的组成和选举规定，父母委员会由各个班级的父母代表组成。[70] 除了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农村的家庭教育也是一块灰色地带，由于父母文化水平低，一方面放任子女教育事务，形成了对学校教育的严重依赖，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压力下，又普遍对子女期望过高。

那么这种父母利益是什么呢？两位作者随后分析到，父母利益即个人希望与另一个人结合组建家庭，并抱着成为好父母的动机。德国学者的意见也倾向于从个人权利来看，不过又认为父母权利在行使时，也会受到共同的约束。

康德在《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对这种论证方式做了推演。在家教育不是说任父母恣意教育，父母也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只是这套规制手段与学校教育存在若干差别而已。